吉尔吉斯斯坦实现政治稳定之路

¹肖斌 刘楠

    2021年1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统选举和国家是否实行“总统制”的全民公决。这是继去年10月因议会选举引发政局激烈动荡导致国家政权非正常更迭后，吉尔吉斯斯坦一次最重要的政治活动。选举和公投结果是扎帕罗夫高票获胜和绝大多数选民支持政体恢复总统制。但是，无论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吉尔吉斯斯坦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把本国社会打造成一个高水平的共同体，扩大吉尔吉斯斯坦公众的政治参与，建设更加复杂的、法治水平更高的、有韧性的政治制度。

作为内陆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一直在寻求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但是国内政治精英之间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多年来吉政权总是在“钢丝绳上跳舞”。2021年1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举行了总统选举以及决定国家政体的全民公投。1月16日，吉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根据人工计票结果，萨德尔·扎帕罗夫以79.23%的得票率当选总统，统一吉尔吉斯斯坦党领导人阿达汗·马杜马罗夫，得票率仅为6.5%。同时，84%的选民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体重新转向总统制改革。扎帕罗夫能够大比分赢得选举，与其长期持有的鲜明民族主义政治立场密切相关。但是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当向激进民族主义政策和主张发展失控时，它极有可能会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法治建设、族群间和睦、对外关系等都造成较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稳定关键需从扩大政治参与入手，加强政治制度建设。

一、扎帕罗夫胜选，吉周期性动荡诱因仍存

尽管扎帕罗夫得票率较高，但是只有40%的吉尔吉斯斯坦选民参加了选举。虽然绝大多数投票选民都支持扎帕罗夫，但是多数符合资格的吉选民对国内政治精英的行为失望，已无兴趣参加投票。当然，扎帕罗夫高票获胜，与其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能力密不可分。2020年10月4日，选举中失利的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及其支持者走上街头，谴责和抗议当局在选举中的作弊行为。随后，在首都比什凯克引起大规模骚乱。而当时扎帕罗夫获刑在押，他是在骚乱期间被支持他的抗议者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扎帕罗夫迅速带领支持者夺取政权，并要求议会推举其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同时与各方政治势力谈判。最终，他迫使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热恩别科夫下台，并把潜在的对手、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再次送往监狱。一通“组合拳”后，扎帕罗夫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第三次革命”最大赢家。2005年和2010年，吉曾发生过两次类似的“革命”，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迫使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政权倒台，周期性政治危机似乎已经成为吉政治生活中挥之不去的“政治魔咒”。这本身即充分反映出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政权构成的脆弱性，国家制度韧性难以纠正激进民族主义对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

2020年的吉尔吉斯斯坦遭受了双重的冲击，全球大流行病和政治骚乱重创了吉社会经济。2020年12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通讯社“卡巴尔”报道，当年1月至11月，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了8.1%；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上涨7.2%²。同时，吉尔吉斯斯坦还面临着严重的预算赤字问题。吉代总理阿尔特姆·诺维科夫表示，由于财政税收和关税收入的减少，预算支出已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除受疫情影响外，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议会选举后发生的政治骚乱造成的经济损失，加剧了吉财政赤字。尽管2021年1月的总统选举和全民公决似乎取得了理想的结果，但是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各界对当政精英集团仍然极为不满。社会活动家埃尔达·沙布达诺夫指出：“吉尔吉斯议会和政党已经声名狼藉，没有人对吉尔吉斯出现的问题负责。”中亚政治分析家亚历山德拉·菲拉托娃表示，“吉尔吉斯斯坦现行制度没有向公众提供正义，新任总统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是政治稳定的关键” 。此外，英国BBC也于2021年1月12日报道，本次大选缺乏公平竞争的环境，因为扎帕罗夫拥有更多的财政和组织资源³。

二、民族主义、社会政策是扎帕罗夫获胜的主因

扎帕罗夫能够在2020年10月骚乱后获胜，关键是打着民族主义大旗和加强对社会政策的支持。自独立以来，民族主义情绪始终影响着吉尔吉斯斯坦社会。伴随着独立后出生的人口近年激增，民族主义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迎合公众的政治工具。从进入政治舞台开始，扎帕罗夫就给自己贴上了民族主义的标签。吉尔吉斯斯坦宪法学家萨尼亚表示，扎帕罗夫与吉尔吉斯斯坦以往的精英们不同。一直以来，他使用吉尔吉斯语与公众打交道，其所在政党在吉尔吉斯斯坦农村地区尤其受欢迎。他的支持者经常称他为“真正的爱国者”，并穿着民族服装来迎接他。吉尔吉斯斯坦大型金矿国有化和揭露腐败是扎帕罗夫政治主色调，这使他在民族主义不断升温的公众意识中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的英雄。2017年，扎帕罗夫的入狱，也成了他的加分项。因为在公众的眼里扎帕罗夫是一名斗士，是腐败集团的受害者，甚至有人将其比作吉尔吉斯斯坦的“特朗普”。此次共有17名候选人参与选举，大多是资深政客或企业家，其中就包括已参加了三次总统选举的马杜马罗夫以及前任总统热恩别科夫。尽管对手众多且实力雄厚，但在选举前扎帕罗夫已被舆论认定为赢家。2020年11月根据一家俄罗斯社会组织公布的调查结果，吉尔吉斯斯坦84.5%的受访者愿意参加选举投票，且其中59.11%的人选择支持扎帕罗夫。扎帕罗夫还善于利用互联网为自己民族主义立场宣传，对选民进行舆论操纵。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专家杰伊戈尔·谢斯塔科夫称扎帕罗夫十分重视互联网及各类社交平台，并借此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在接受《生意人报》的采访时，扎帕罗夫指出在近3年半以来，他和他的团队一直在通过网络与选民互动，并在英斯（Instagram）和脸书（Facebook）上创建了自己的小组，还通过WhatsApp与各地区的政治事务负责人联系。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下，互联网引导舆情的作用凸显，扎帕罗夫的民族主义立场在选民中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

扎帕罗夫主张的社会政策对其赢得选举加分不少，他的支持者还包括旅居俄罗斯等其他独联体国家务工的吉尔吉斯斯坦劳工移民。仅在俄罗斯就有85万到100万来自吉的劳工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在自己家乡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机会而被迫出国务工的，而扎帕罗夫提出要为这个庞大的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他还做出医疗保障支出翻倍、提高退休金等承诺。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目前的财政收支状况而言，这极可能是“空头支票”。然而，它却对吉公众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在2021年1月28日举行的就职典礼上，扎帕罗夫强调必须为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经济自由和保护弱势群体；经济增长应与民族文化发展、人民的精神发展同步进行⁴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扎帕罗夫对其政策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吉政府也已颁布了10项法令，旨在改善人们医疗保健、土地利用、移民、农业、投资和其他领域；还提出政府要保障83.2万公民能在国外寻求更好的机会，许多人在国外积累了经验，而吉尔吉斯斯坦需要这些经验⁵。

扎帕罗夫当选也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政治分析家萨里耶夫在接受德国之声的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一直在支持扎帕罗夫，扎帕罗夫在2020年10月份的抗议活动中“突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巧合，俄罗斯可能一直试图通过扎帕罗夫控制示威活动⁶。扎帕罗夫就任总统前后，多次强调俄语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地位，并确定首次出访的目的国是俄罗斯。在与普京的会晤中，扎帕罗夫表示保持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其国家政治和经济的优先事项⁷。这足以证明俄罗斯对扎帕罗夫政权稳定的作用及意义。

三、扎帕罗夫政权面临的挑战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扎帕罗夫深知民族主义情绪的破坏力。在掌握权力之后，扎帕罗夫政府需要构建“可控的”民族主义，否则会重蹈此前阿卡耶夫、巴基耶夫、热恩别科夫政权的覆辙。实际上，目前在吉国内已出现了反对扎帕罗夫的声音，一些反对派谴责扎帕罗夫是独裁主义者。他们对扎帕罗夫提出修改宪法的做法提出了质疑，他们将这部即将更改的宪法称为“可汗宪法”。反对派支持者塔尔加特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篡夺权力，选举从一开始就不公平。扎帕罗夫的胜利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掌权的方式仍然令人怀疑。人们视他为英雄，但他改变宪法的计划是一场灾难”⁸。同时，牛津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奇娜拉·捷米洛娃评价称，扎帕罗夫不过是一个巧妙利用社会矛盾提升自己知名度的民粹主义者。从吉国内外政治环境来看，未来扎帕罗夫领导下的吉尔吉斯斯坦要想维持政治稳定，需要解决好以下问题：

1.必须处理好与反对派的关系。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反对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在大选结束后，阿达汉·马杜马罗夫、克拉拉·索洛恩库洛娃、卡纳特·伊萨耶夫和卡尼别克·伊马纳利耶夫等4名败选人签署备忘录，表示将团结在一起反对扎帕罗夫。目前，他们已经提起诉讼，称最高法院2020年10月5日至6日对扎帕罗夫的无罪判决是非法的，涉案法官应受到纪律处分。这些都是在吉尔吉斯斯坦政坛沉浮多年的政客，其代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能量都是不容小视的。

2.解决好“总统制”下的国家权力分配问题。扎帕罗夫认为，人民对动乱感到厌倦，所以做出了目前的选择。他曾表示，在当选后首先要稳定国内局势。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吉尔吉斯斯坦将不会有集会。而且他还认为，在选举结束后，少数派必须服从多数派的选择。在政体重新转向“总统制”后，扎帕罗夫需要解决好南北矛盾。特别是当国家政体由议会制转型总统制后，采取怎样的策略平衡各种政治势力，需要有新的制度设计，这是扎帕罗夫面临的首要问题。

3.亟需有效解决国内腐败问题。2021年1月10日，扎帕罗夫在比什凯克对记者说，打击吉尔吉斯斯坦根深蒂固的腐败将是他作为总统的优先事项之一。他发誓要在未来的政府运作方式中引入“公开”和“透明”。根据透明国际公布的数据，吉尔吉斯斯坦海关、警察、税务、铁路公司等国家强力部门和企业等一些负责人腐败问题极为严重，已引起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普遍不满。外国自驾游客在吉国内公路旅行中也多次遇到公路警察索贿，吉是中亚地区汽车自驾旅行中警察索贿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

4.要提振受新冠疫情重创的社会经济。据EIU 2021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受疫情及政局动荡因素影响，2020年吉GDP同比下降8.6%；受国际和地区市场食品价格走高趋势影响，2020年吉通胀率6.3%；政府收支盈余（占GDP的百分比）为-3.2%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移民局数据，2020年2月至9月，因全球大流行病超过5.5万名吉劳工移民从67个国家返回祖国。这些回国劳动移民就业困难，处境艰难。而接下来扎帕罗夫需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及时为吉尔吉斯人接种疫苗，缓解吉尔吉斯斯坦疫情，恢复吉尔吉斯经济秩序，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2021年3月，吉国家统计委员会经济战略部门负责人艾利维拉・伊森库洛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2021年1月至2月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710亿索姆，但较去年同期减少了8.9%。“不考虑金矿产业，吉尔吉斯斯坦GDP总量约为640亿索姆，下降了5.3%。工业产业450亿索姆，较去年同期下降13%¹⁰。对于吉尔吉斯新政府而言，这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得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邻国的大力帮助。

5.要处理好与中国关系。目前，要扭转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颓废很难指望俄罗斯一国，扎帕罗夫在任代总统期间表示，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合作是吉尔吉斯斯坦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在2020年11月的上海合作组织视频峰会上，他又正式就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抗击全球大流行病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但是，对于扎帕罗夫政府而言，保护中资企业不受民粹主义思潮影响的该国民众冲击、在“新疆问题”和“债务陷阱”问题上不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策、独立制定并实施对华睦邻友好政策，将是非常巨大的考验。

四、 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稳定的再认识

尽管我们已通过2021年大选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三次革命”，但是在似是而非的条件下，简单地把“三次社会运动”归为革命是不严谨的。在政治学的定义中，革命是指政治系统发生了故障，导致政治权力或组织结构发生的根本性改变，这些改变是在相对短暂的时间中发生。与革命不同，小规模的或温和的变革，使系统保持完好无损的政治行动是改革¹¹。比较2005年、2010年和2020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三次革命”，政权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政治权力只是“击鼓传花”式的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手里转移。2010年“革命”后，表面上议会权力有所扩大，但实质上总统权力并没有因此削弱。2021年1月对政体的公投只不过是在法律上确定了总统的地位，或者说使吉总统权力合法地走向前台。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看，政治权力是政治主体支配和控制政治客体的一种能力或力量。从表面上看，政治权力有很强的公共权力属性，但在政治实践中公共权力是抽象的，个人或政治集团的意志影响最大。于是，政治权力在运行中很容易出现政治失控，即通常会出现异变——仅遵循权力行使者的意志和情绪运行，常常使得一部分政治权力侵害公众的政治权利¹²。当异变的政治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若政治制度不能适应政治参与的需求，那么政治稳定性将降低，并出现社会运动。因此，“社会运动”更符合解释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治权力更迭。社会运动是指一种规模或大或小的、非官方的、个人或组织主导的、专注于特定政治或社会问题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社会运动是有政治诉求的集体行动；二是社会运动存在有暴力或非暴力的行为；三是参与社会运动的主体包括个人、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其中非官方是重要的衡量标准¹³。

针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运动，学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合政治文化，有学者提出了身份论，认为吉独特性在于存在着后苏联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两种类属身份。中亚地区在地理上处于原苏联空间和伊斯兰文明圈的相交处，同后苏联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和差异。因此，吉尔吉斯斯坦爆发的抗争政治兼有两次国际抗争浪潮的特征，可被视作两次抗议浪潮中“承前启后”的中介国家¹⁴。不过，既有身份论只讨论了国家和宗教两种属性，忽略了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文化影响更大的族群属性——突厥语族。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一样，土耳其是强化吉尔吉斯斯坦族群属性的重要外部力量¹⁵。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于2002年执政以来，中亚、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就是土耳其外交的重点地区，并借助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在投资、贸易、教育、媒体传播等领域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在族群身份上，土耳其对中亚国家最大的贡献是，在西方和东方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理解吉尔吉斯斯坦所奉行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在分析其社会运动中就很容易落入“指鹿为马”的陷阱。在《吉尔吉斯斯坦宪法》中明确指出，发展语言和文化；人权和自由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价值观之一；有权单独或与他人共同承认任何宗教，也有权不承认任何宗教¹⁶。即便在高度集中的苏联时期，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因此，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只是模仿了西方政体，但实质上还是“吉尔吉斯化”的、存在诸多系统性问题的政治体制。这是扎帕罗夫等政治精英凭借民族主义夺取政治权力的基础，而全球大流行病引发的经济衰退只是偶发的条件，社交平台则是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营销其政治主张的有效工具。

不可否认，非政府组织参与了吉尔吉斯斯坦三次社会运动，但是就此认为非政府组织是导致政治秩序失控的“罪魁祸首”未免偏颇。非政府组织已发展200多年，创建于1863年的国际红十字会是最早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之一。1992年，非政府组织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得到联合国的承认。由于缺少公民社会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有研究表明，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明显被夸大。2005年吉“郁金香革命”发生后，各方都为了自己的利益夸大西方组织的作用。这种认识在俄语文献中非常普遍，认为是西方援助的非政府组织精心策划的事件。然而，非政府组织并不是这次“革命”中动员大量抗议者的关键机构，比什凯克的非政府组织仅仅集合了少量抗议者，多数抗议者是由地区政治精英指挥的。大部分的示威者并非来自城市非政府组织或青年组织，他们主要来自城市之外，并且是特定反对派领导人的追随者，这些领导人往往是南部的吉尔吉斯斯坦宪法区的权威人物¹⁷。对于非政府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俄罗斯学者依然不遗余力地在继续强调和扩大。2021年3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学者以《吉尔吉斯斯坦2021年政治春天很热》为题，提出美国借助它破坏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稳定，非政府组织是美国的工具¹⁸。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大约有28200到30000个，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究竟有多少参与了吉国内社会运动？政治动员力多强？尚无准确答案。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近3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组织性质各不相同，包括特定行业的公共协会、宗教组织、社区组织、政党、工会、非营利合作社、雇主协会、用水协会、业主协会，等等。

国内利益博弈已成为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2021年4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448个地方议会进行选举，这次选举也将决定国民议会席位是否从120席减少到90席。吉地方议会议员没有固定薪水，但有权决定使用市政用地的用途及性质、监督公用设施和道路维护等。这实际上给吉尔吉斯斯坦地方议会议员带来了潜在的收益，特别是在比什凯克、奥什等大城市，地方议会议员收入和回报更加丰厚。在即将离任的比什凯克地方议会议员中，有33%的议员及其家族从事建筑业，这也许不是巧合。

毋庸置疑，政治稳定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发展是重要的。但是政治稳定须建立在吉国家宪法基础之上，保障公众政治参与。因此，无论选择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吉尔吉斯斯坦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把吉社会打造成一个高水平的共同体，扩大吉公众的政治参与，并建设更加复杂的、法治水平更高的、有韧性的政治制度。吉尔吉斯斯坦实现政治稳定之路，也是观察中亚国家30年独立历程的重要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