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转轨25年观察与思考
作者:马细谱 李少捷
1989—1990年,原东欧各国社会制度变革始于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旋即波及东南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巴尼亚,最后结束于南斯拉夫联邦。原东欧国家先后开始向多元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过渡。这是20世纪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外国学者认为,中东欧国家的转轨不是通过战争或外部占领实现,呈现非暴力性,而是具有强烈的外部约束性,参加北约和欧盟成为转型的主要标志。转型主要是向西方文明方向发展。有人称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大转型”。
这里,便提出了转轨完成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一个社会的经济指标和市场化程度,后者强调政治和社会指标,即一个社会的自由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程度。具体到中东欧国家,人们把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即欧洲一体化进程作为衡量转轨“结束”与否的标准。其实,这种方法不是很全面,过于简单化,有许多不确定性和随意性,涉及社会政治经济转轨更是这样。目前有关于“过渡”、“转型”、“转轨”等不同叫法,本文统称为“转轨”。转轨是全方位的,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本文重点分析政治、经济和外交三个方面。
25年来,东欧剧变和欧盟东扩这两个形影相随的历史性事件不仅在中东欧,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热烈的讨论,认真的研究,产生不同的评价和激烈的争论。在众多的看法和观点中,对这两个事件既有人表示肯定和喜悦,也有人感到不满和担忧。如何评价和看待25年来中东欧社会的走向,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是一切关心和从事中东欧问题研究的人必然会碰到和提出的问题。
一、政治转轨的成果优于经济转轨的成果,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东欧剧变以来,中东欧各国几乎同时宣布接受和移植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学习西欧的政治制度模式。首先,各种反对派组织和个人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接着,短时间内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组织竞相丛生,每个国家都存在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组织。中东欧各国开始实行多党制和政治体制多元化,接受了多党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作为国家的基本国体和政体。
1989年秋发生在原东欧地区的剧变是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美国和西欧的社会政治模式表现出强大的吸引力,政治转轨率先开始。一时间,议会选举、总统竞选和民主自由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盲目性。但与此同时,反共歇斯底里、党派对立、打咂抢烧的街头暴力、民族冲突和内战,造成这些国家社会政治力量尖锐对立,陷入严重无政府主义泥潭,出现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第一阶段的政治转轨一片混乱,民主选举的政府失去控制,政局动荡。这种剧变既出乎共产党人也出乎西方剧变策划者们的意料。
于是,欧洲共同体(欧洲联盟)为巩固这种早期成果,立即趁东欧动荡未稳之时,向其抛出了橄榄枝,发出了“邀请函”,请君加入欧盟。这就是欧洲共同体1993年在吸收中东欧国家入盟申请国时确定的三条主要标准:(1)政治标准,即民主、法制国家、人权、尊重少数民族权利;(2)经济标准,即有效的市场经济;(3)接受欧洲法律。政治标准是欧盟扩大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明显是针对中东欧国家的,可见欧盟把政治标准作为东扩的首要标准,是要向东欧强行输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和西方社会政治制度及其价值观。加入欧盟的条件一清二楚:原东欧国家必须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接受西欧价值观,使社会全盘欧化。欧美学者把这称作“融入欧洲一体化”过程,并美其名曰“欧盟东扩”。而东欧国家则称自己是要“回归欧洲”,盼望尽快实现西方的民主自由,过上西方的富裕生活。
接下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中东欧的政治转轨在急于“回归”欧洲的内部压力和外部约束下,进入了第二阶段。各国参加议会竞争的议会党已减少到3—5个。街头暴力已转入议会争吵,党派斗争变得理智起来。不同性质和政治趋向的党有时在朝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有时又在野沦为反对党,但它们已形成以中左翼和中右翼两大势力为中心而轮流坐庄的局面。同时,中间派力量的崛起和联合政府的建立,也是中东欧多党制发展的一个趋势。而且,这种联合政府在由两党或三党向多党方向发展,由单纯的左派或右派政府在沿着中左或中右执政的道路前进,偶尔还有左中右共治的局面。
政治转轨较为顺利和成功的原因有:(1)政治制度转轨作为推翻一个旧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和政党制度进度快,时间短,除罗马尼亚出现流血冲突和前南斯拉夫发生战乱外,其他东欧国家都是按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政治转轨在西方的策划下反对派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大胆枉为,没有任何顾忌和禁区,可以迅速取胜;(3)历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各种性质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蜂拥登上政治舞台,马上反攻倒算,参与多党竞争;(4)人民群众渴望拥有参加政治生活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特别是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5)议会选举和总统直选以及全民公决等形式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前些年开始,中东欧学者普遍认为,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优于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所谓政治形势好于经济形势,主要是指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废除了垄断性政治体制,通过了新宪法,基本确立了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制;有了思想、信仰和言论自由,有了个人和集体结社的自由;还有了由民主机制产生的总统、议会、政府,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原则,等等。这些国家的政党一致认同多党竞争是促进社会西化的“最佳途径”。这些国家的大多数民众基本上也接受和认同多党制和议会制,认为这种制度可以解决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尽管有时也对现行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表示怀疑。
但是,中东欧政治体制和政党体制及其游戏规则非常脆弱,尚不成熟,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看起来是多党制,其实是一党独大。执政党不考虑国家的发展,而一心关注自己的党派利益和选票。除没有建立起强大的议会党外,街头政治和选民对政府信任度普遍降低依然是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问题。近年,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游行、罢工时有发生,表面上看多为工会组织的反对物价上涨和要求增加工资,很少提出政治诉求,但其背后是政党在操纵,受政党利益所驱使。近几年来,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在逐年下降,疲惫不堪。剧变初期,执政党大多拥有80%甚至90%的支持率,目前能超过50%支持率的党派非常罕见,大多不到40%,这也造成了中东欧国家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经常提前举行,均要举行至少两轮投票才能以简单多数决出胜负。所以,在中东欧国家很少有一届政府或一位总统能够获得连任。例如,最近25年来保加利亚共更换了15届政府、8届议会、13位总理。不同性质的政党都登台执政过,但到底实行议会制还是总统制?至今争吵不休。又例如,具有议会传统的中欧国家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样政府频繁更迭,政党争斗不止,跟西方的民主选举和政党正常轮换相差甚远。至于巴尔干国家,则普遍存在毒品走私、有组织偷渡、贩卖妇女儿童、走私武器、偷盗汽车等有组织犯罪活动,贪污腐败盛行。
这集中反映了中东欧一些国家多党民主制度不成熟、不健全,它们一味推行西方的政党模式和政治体制,结果带来一些消极后果。同时,这也衬托出欧盟内部目前软弱无力和无法控制各成员国、指挥不灵的无奈局面。尽管这样,我们甚至还是可以认为,中东欧政治体制转轨要好于它们的经济体制转轨。
二、经济转轨严重滞后,诸多问题依然存在
人们要界定经济转轨完成的标准则比判定政治转轨完成的标准困难得多。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在剧变初期采取了“休克疗法”,或者说照搬美国式自由市场经济和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先把国有企业疯狂私有化,然后再按市场经济原则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连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立刻变成了私人所有制。过去的国有工业企业由于不适应自由竞争纷纷倒闭或低价卖给了国内外新兴资产者和投机分子,工人大批失业,生产下滑和倒退。盲目私有化的结果造成经济混乱和崩溃,社会两极分化加剧,5%—8%的人群暴富,占据了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
在私有化借口下和私有化过程中,一部分新贵利用职权或混乱的局势,通过非法的或合法的途径,占据或瓜分国家的公共资源,聚敛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人民的血汗,致使腐败到处滋生。自称民主派的人士仰承西方的支持,使国家财产和资源大量流失到西方,使国内社会贫富分化持续和日益加剧。这些寡头金融集团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依附于西方财团。他们侵吞和掠夺的社会财富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社会主义年代,尽管经济状况一般,物资短缺,但大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贫富差距不大,人们有着良好的道德水准。而今天,经济形势好转了,政策宽松了,一部分人很快富裕起来了,却丧失了道德准则,不择手段侵占国家财产,贪婪堕落。经过这20多年社会的严重分化,极少数市场经济中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控制了社会的大量财富,而失业者、低收入者、退休者、老年人等成了转轨时期的弱势群体。
经济转轨头10年,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已经形成,私有经济已居主导地位。到2008年,私营经济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达到60%(如塞尔维亚、波黑)至80%(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其他国家私营部门的比重在65%—75%之间。但是,这时中东欧国家的经济遭遇大破坏、大滑坡、大衰退,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下降。转轨后的第一个10年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纪录除个别国家(波兰)外都比转轨前差。大体在2000年前后,它们才开始走上较稳定的经济增长之路。
善良的人们寄希望于美国和欧盟的援助,指望通过加入欧盟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欧盟正是利用中东欧国家的灾难性经济,吸引它们进入自己的所谓“富人俱乐部”。中东欧国家则一心要“回归”欧洲,把融入欧洲一体化作为首要任务,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2004年、2007年和2013年,中东欧11个国家先后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欧盟。至今,仍有部分原东欧国家(即所谓西巴尔干国家)在努力争取加盟入约。公正地说,欧盟东扩为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开启了一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融入欧洲的过程和机会。但是,近年来,由于欧盟内部矛盾和机制问题,特别是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和2010年出现的欧债危机,欧盟东扩已经不再被列入欧盟的首要议事日程。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其经济增长率年均为5 %—7%,这超过了欧盟老成员国的平均速度。由于有大量的外国投资,中东欧各国一般都获得了10年左右的发展期,有的国家GDP的增长率高达10%。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看,中东欧国家2005年的GDP平均已达到剧变前1989年的133%;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分别为104%和94%;前南斯拉夫地区由于战乱和经济封锁,其经济尚未走出低谷,克罗地亚为98%、马其顿——88%、塞尔维亚——58%。但是,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仍然很低。2006年保加利亚的人均GDP为3480美元,罗马尼亚为4490美元,而已于2004年入盟的中欧和波罗的海8国为9240美元,欧盟老成员国人均GDP则达到29330美元。德意志银行的专家认为,时至今日,中东欧10个入盟国在放弃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而转入市场经济模式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同1990年相比提高了50%—70%,但仍只是欧盟平均生活水平的59%左右。
有人认为,中东欧国家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后,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经济转轨业已完成或基本完成。其实,这仅仅是迈出了经济转轨的第一步,仍处于转轨的初级阶段。无论欧洲银行还是欧盟都对经济转轨制定了一系列的量化指标,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如小私有化、大私有化、整顿和改造企业、放开价格、开放贸易和外汇体制、实行竞争机制、改革银行金融体系与证券市场、改变经济结构、完善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任务还远没有实现,经济转轨还不能说已经完成。
所以,我们只能说,近25年来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基础不稳,经济体制抗风险的能力较弱,一些国家还面临外贸逆差过大和预算赤字过高、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同时,中东欧国家由于国情不同和环境各异,在转轨过程中,中欧跟东南欧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呈现北快南慢、北好南差的现象。这是它们转轨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总的说来,中欧国家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形势继续看好;而东南欧国家政治和经济起伏不定,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有:(1)历史上中欧国家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多党政治具有传统,宪法和法制较为完善;(2)工业基础较好,农业私有化程度高,金融体制较健全,属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3)地理位置紧靠中西欧,文化和宗教深受西方影响,人们的文化教育素质良好;(4)社会主义时期掀起过几次改革浪潮,在党内外产生了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人物,取得了经验和教训;5.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较快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做法,私有化取得了明显进展。同时,政局发展相对平稳,政治与经济转轨几乎同步进行;(6)重视本地区内的合作与协调,成立了像“维谢格拉德”集团和中欧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机构;(7)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在政治支持、经济援助、投资贷款和接纳成员国等方面,对中东欧国家持双重标准,区别对待,也是导致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历史又在重演。时至今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欧洲仍然是两个欧洲,即发达的西欧和落后的东欧;而原东欧地区又是两个不同的次地区:中欧波捷匈斯(洛伐克)4国的政治经济向西欧迅速靠拢,而东南欧罗保阿3国在转型中蹒跚滞后;至于前南斯拉夫地区,同样又分为西北部较富裕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及东南部较后进的塞尔维亚、黑山、波黑和马其顿。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情不同,要缩小各成员国之间的这种鸿沟,乐观地估计也得30—50年。特别是在高科技竞争力方面,中东欧国家要赶上西欧国家,恐怕要到2050年以后。
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和2010年以来,中东欧国家普遍受到了全球金融海啸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两次危机已影响中东欧各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基本建设,内需下降、生产下滑、失业增加、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对欧盟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2014年突如其来的乌克兰危机又雪上加霜,把它们卷入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中,经济和贸易受到两面夹击的损失,有的国家损失还相当严重。中东欧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听从美国和欧盟的指挥对俄罗斯采取损人不利己的制裁措施。它们打出了“既要欧盟,又要俄罗斯”的旗帜,明里暗里在服从,在抗争。它们经济的发展趋向最终还将取决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在乌克兰等问题上的博弈结果。
2014年5月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的年度报告称,东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推翻共产主义制度以来已陷入停顿,“东欧很可能永远达不到西欧的水平”。在今后的10年,中东欧国家的生产率只会保持在2%—4%的速度。而且,随后这种速度也会降低。中欧国家和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国家在20年后将达到欧元区国家人均收入60%的水平,而其他东欧国家将在这个“门槛”之外。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转轨的难度要比政治转轨大得多。(1)经济转轨是由西方的所谓改革派经济学家设计和监督实施的,全然不符合东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际情况;(2)造反派或者说民主派人士对经济转轨不重视,他们关心的是打倒执政党夺取政权,满足上台执政的欲望,并不在意如何去建设一个新社会;(3)人们对于经济转轨的标准没有共识,对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摇摆不定;(4)经济转轨本来是决定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但人们对其中的难点和困难估计不足,认为只要实行私有化和推行万能的市场经济模式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5)全社会都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寄希望于西方,认为只要融入欧洲一体化大量的援助和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人人会有工作,生活水平会迅速提高;(6)欧盟东扩时永远把地缘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放在第二位。或者说,这25年来欧盟并没有把拯救和发展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摆在优先的位置;(7)人们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到来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
三、外交政策转向较快,执行亲美不离欧、恐俄又依俄政策
中东欧国家外交政策转轨较快,由过去的对苏联“一边倒”转而实行全面倒向和依赖西方,但仍处于美国、欧洲、俄罗斯三角关系中左右为难的境地。中东欧国家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关系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现实矛盾与问题。欧盟在经济形势衰退、经济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的沉重打击下,东扩乏力,尤其是在西巴尔干扩大上毫无进展和起色,中东欧国家普遍感到失望。此外,新成员国入盟后一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消极表现存在看法以及欧盟欲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等,使得双方矛盾增多,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不满情绪在增长。美国一直是推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洲大西洋机构的主导者,在自身国内问题成堆的情况下,既不想退出中东欧地区,但又担心欧盟和俄罗斯的影响扩大。由于奥巴马政府2009年一度“重启”与俄罗斯关系,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认为它们现在是美俄新阶段关系的“牺牲品”,对美国的期望值有所降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固有矛盾难以化解,几乎所有中东欧国家对俄不怀好感,部分国家甚至抱有敌意。俄欲改善与波兰等国的关系,但收效甚微。中东欧国家否定前苏联在这些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否定苏联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勋,引起俄的强烈不满。
尽管新成员国组织上加入了欧盟,但它们在军事上和国家安全方面离不开美国,纷纷成为美国军事基地,而在经济上和能源上又需要、甚至依赖俄罗斯。
中东欧新成员国面对一系列导致国际局势紧张的事件,不得不屈从美国,寻求美国的“保护伞”,执行一条亲美路线。早在欧盟东扩前夕,中东欧各国政府就追随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支持北约的扩张主义行径。它们纷纷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1999年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狂轰滥炸,支持美国出兵阿富汗和入侵伊拉克,把自己国家绑上美国战车,提供陆地和空中走廊,甚至充当美军的牺牲品。目前,在乌克兰危机中,少数中东欧国家也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美国为了进一步控制巴尔干国家,于2005—2006年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建立了7个军事基地,近年又继续在罗、保两国建立导弹基地和在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等地扩大美国的军事存在。显然,美国在巴尔干地区修建军事基地的真实意图不是为了反对恐怖主义,也不是为了巴尔干地区的民主化和稳定,而是为了争夺和控制里海和中亚的石油天然气能源,并最大限度地挤压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战略空间,缩小它的影响。
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首先是要将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西方的发展轨道,其次要设法削弱俄罗斯,以维持其霸权地位。对于欧盟,美国要使它不能脱离自己的掌控,成为自己的一个工具。美国在捷克和波兰部署反导系统是美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为北约下一步东扩做准备。俄媒体称这是“逼向俄战略核力量喉咙的刀子”,俄将作出强烈反应。波兰和捷克“拥抱”美国,傲视欧盟,挑衅俄罗斯,使其成为美国的“特殊盟友”,抑制法国—德国轴心和牵制俄罗斯。欧盟认为波兰的一些做法“太过分”。
其他新入盟国和入盟候选国,也都愿意向美国献媚,把本国领土提供给美国建军事基地和导弹防御系统。一个所谓“统一的、共同的”欧盟到头来众叛亲离,都被美军一个一个控制,这恐怕不是欧盟东扩的初衷。欧盟新成员国同意在自己领土上修建美国军事基地既违背了欧盟同俄罗斯的双边关系准则,又违背了北约同俄罗斯的协议原则。北约和欧盟都承诺在新成员国领土上不得部署北约的武装力量,否则,这将导致新的军备竞赛,而那些设有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首当其冲会成为俄的打击目标。
现在“追美”风又从前些年的科索沃、高加索地区转移到了乌克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派军舰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军演”,派飞机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上空“显现实力”,美军已经驻扎波兰,声援乌克兰,抢占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俄反对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反对美国军事基础设施向它的边界线推进。如果北约一意孤行继续东扩,必然遭到俄罗斯的顽强抵抗。
当然,中东欧国家处于大国的夹缝之中,属于缓冲地带。它们对大国的关系是动态的,可变的,也是实用主义的,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它们的倒向取决于下列因素的影响:(1)美欧俄三方关系的变化和发展;(2)本国政治力量和政党力量的消长情况;(3本国历史文化渊源和国际地缘政治利益的变化。
巴尔干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复杂的民族、领土和宗教问题以及敏感的安全局势,依然是欧洲的热点,仍然是大国(集团)博弈的舞台。美国欲巩固控制权,死保科索沃;欧盟紧握入盟主导权,谨防“后院着火”;俄罗斯重返巴尔干地区,维护“斯拉夫族利益”。
从目前国际格局的走向来看,今后夹在欧美俄之间的中东欧国家仍会坚持下面的原则立场:一是它们的亲美疏俄的总立场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二是它们仍会在美俄之间继续周旋下去,对美国的战略会继续支持下去,同时也会继续讨价还价,从中获取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三是它们仍会与欧盟保持紧密协调关系,尽量遵守欧盟的统一外交政策和某种游戏规则,以尽可能做到亲美不脱欧;四是多数中东欧国家仍会从长远利益考虑,尽量保持与俄罗斯长期的睦邻友好关系或正常国家关系,这既有政治上的需要,又有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俄罗斯是中东欧国家难以替代的能源、投资、贸易和旅游资源国。
近年来,中东欧与中国互动频繁,高层互访不断,双方关系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当然,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发展受制于它们与欧盟、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前提下,中国应该客观地看待中东欧国家在其外交中的地位,加强政治往来,增进理解信任,妥善处理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利用中国经济实力,努力拓展经贸合作的新领域,提升经贸合作的档次与水平;利用建立文化中心和开展文化交流,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与影响力,以此稳步推进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中东欧国家在中国与欧盟之间的“桥梁”作用。中东欧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经济独立体,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双方都愿意为促进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做出贡献。2014年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交65周年,也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投资经贸促进年。双方的互访活动明显增多。
四、没有结束的结论
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轨远未结束,要得出明确的结论尚有待观察。如果说有某种结论,也只是阶段性的。目前,国内外对中东欧转轨问题研究的成果丰硕,但是,中国学者与中东欧学者在诸多重要问题上由于研究的视角和观点不同而存在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至少有几个问题有待学者们追溯历史,跟踪转轨的发展变化,展望未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认真的思考。
思考之一:中东欧的转轨进程迅速,但尚需一个很长的时期巩固和完善。转轨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企盼迅速实现是不现实的。转轨的社会经济基础仍然不稳,抗风险能力脆弱。从近25年来中东欧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与对外政策转轨来看,中东欧国家转轨进程中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政治转轨好于经济转轨,得到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第二,经济转轨导致地区差别拉大和发展不平衡,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第三,外交政策转轨较快,几乎一步到位,但处于美国、欧盟、俄罗斯三角关系中难以自拔。至于文化方面的欧洲一体化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尽管各国的转轨模式基本相同,但转轨所产生的效果却明显不同,而且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拉大的趋势,正像一群学生中,有优等生、合格生和后进生之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既有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和宗教方面的原因,也有欧盟支持力度不同的原因,既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历史上,中东欧国家分别属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转轨初期,它们的起点也不同。例如,1990—1991年几个东欧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是:捷克斯洛伐克332亿美元(1030.6万人)、匈牙利340亿美元(1036.5万人)、波兰779亿美元(3818.3万人)、罗马尼亚321亿美元(2320.7万人)、保加利亚87.18亿美元(871.8万人)。
思考之二: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利大于弊,但欧盟东扩已处于进退两难境地。最近20多年来,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和北约的过程几乎构成了整个中东欧地区的历史和现实。2004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8个国家第一批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这是欧盟历史上的第五次扩大,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第二批捆绑式进入欧盟,至今仍受到欧盟的某种制约和严格监督检查。西巴尔干地区即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包括科索沃)、马其顿、波黑、黑山和阿尔巴尼亚,由于民族矛盾复杂和安全形势脆弱,它们的入盟道路漫长曲折,欧盟内部曾非正式提出,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在2025—2030年期间入盟才是现实的。东扩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历史、宗教和文化特征。任何强加于人的做法只会激起欧盟内部的民族主义活跃,使内部出现难以愈合的裂痕。如果欧盟继续把地缘政治、西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东扩的首要标准,那东扩的消极影响将蔓延扩大。东扩已产生“综合症”,折射欧盟一些深层次问题。
思考之三:欧盟东扩有没有地域和时间界线。欧盟东扩到底意味着什么?经过十几年的东扩“狂热症”后是否需要冷静地思考:东扩是要吸纳原东欧国家还是也包括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等以及西亚的土耳其?欧盟要建成超级国家共同体还是新的帝国?是否既主张发展新成员国也允许吐故纳新?还有,美国和欧盟联手肢解了前南斯拉夫和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有朝一日欧盟会不会自食其果,被历史淘汰?这不是危言耸听的预言,而是历史的教训。
思考之四: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前景令人堪忧。近年来,不光是西欧、北欧欧盟老成员国的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党抬头,同样在中东欧的民族主义和极右翼政党也跃跃欲试。这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已经凸显。当年西方全力煽动和支持右翼政党和民族主义势力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右翼政党和民族主义势力又在新老成员国复苏,对欧盟来说决不是件好事,因为这些极右的、保守的、民族主义势力“持亲法西斯立场”,“反对超国家组织的存在”。另外,美国卷入亚洲和中东事务,就不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向欧洲提供安全和经济援助。同时,一个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是一部超负荷的机器,很难正常运行;很难统一为一个声音,很难形成和执行共同的政策。如果欧盟没有独立的对内对外政策,一味追随美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对别的国家和地区指手画脚,那欧盟就很难继续扩大和存在,就很难排除“脱欧”现象的出现。目前,欧盟的“疲劳论”、“衰退论”、“前途未卜论”油然而生,今日之欧盟已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