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上合组织“四个共同体”：机遇和挑战

¹邓 浩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构建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四个共同体”的重大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使之更加系统化。“四个共同体”是对疫情危机及时有力的积极回应。构建“四个共同体”在上合组织具有现实基础，是二十年上合组织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上合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构建“四个共同体”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而上合组织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则使构建“四个共同体”变得更为复杂。但总体看，有利于上合组织构建“四个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仍明显大于不利因子，“四个共同体”建设前景可期。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第二十次元首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强调上合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加强抗疫合作、维护安全稳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多实践探索²。这是习主席在上合组织即将迎来二十周年华诞重要时刻提出的重大倡议，对上合组织下一个十年的发展具有重要战略引领作用。“四个共同体”是对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发展，为后疫时代上合组织行稳致远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四个共同体”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发展

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主席外交思想在上合组织中的集中体现。这一重要理念是习主席在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首次提出的，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扩员后上合组织向何处去这一攸关上合组织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新时期上合组织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习主席在青岛峰会上进一步提出了弘扬“上海精神”的“新五观”, 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³。这是对上合组织成立以来丰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反映了当代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要求，揭示了“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堪称“上海精神”的升级版，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理念指引。“新五观”可以说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

在2019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习主席进一步深化了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出要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⁴。这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确立了清晰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问题。根据“四个典范”，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主要包括四大要务，即致力于以团结互信为宗旨的政治合作，以安危共担为追求的安全合作，以互利共赢为方向的经济合作，以包容互鉴为指引的人文合作。“四个典范”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上合组织具体实际有机结合、深度融合的产物。

习主席在2020年上合组织峰会上提出要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这是对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发展，是对“四个典范”的进一步升华，代表着上合组织合作的新境界，使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系统化，构成一个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全面完整的价值链。“新五观” “四个典范”和“四个共同体”一脉相承，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凝结着对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探索创新的结晶，折射出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走深走实。

二、“四个共同体”是上合组织对新冠疫情危机的积极回应

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与新冠疫情肆虐为标志的全球治理危机密切相关，是对当今时代之问的及时有力的回应。

第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上合组织构成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大疫面前，上合组织成员国无一幸免，同病相连，凸显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四个共同体”倡议的提出起到重要催生作用。首先，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上合组织成员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直接危及各国民众生命安全，使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面临严峻大考，凸显出流行病、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等所谓“软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性，标志着地区安全威胁趋于多元化、复杂化。其次，新冠疫情严重危及上合地区稳定，引发居民失业率大幅上升，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急速上涨，对各国民生形成剧烈冲击，导致地区社会稳定风险骤增。同时，在疫情危机下，上合组织地区蛰伏的“三股势力”开始上网招兵买马，重新抬头，并以社交媒体、宗教学校为平台，向地区各国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散布极端思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破获了多个极端组织“网络基地”。更为严重的是，疫情期间，中印、印巴、吉塔之间均爆发不同程度的边界摩擦和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爆发议会选举危机，再次发生政权非正常更迭。作为观察员国的白俄罗斯也发生总统选举危机，对话伙伴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则爆发第二次震惊世界的纳卡战争。上合地区面临多种威胁叠加的复杂局面，地区安全风险处于历史新高。再次，在疫情冲击下，地区各国经济陷入新一轮低迷不振，大部分国家GDP出现急剧下滑甚至负增长，贸易急剧萎缩，金融形势堪忧，经济合作碎片化加剧，各国重新回到国家主义自救，出现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此背景下，何去何从这一攸关上合组织前途命运的重大命题再次摆在上合组织面前。习主席提出构建“四个共同体”正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有力回应，为上合组织化解疫情危机、走出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指明了上合组织应对挑战、破解难局的根本出路。

第二，抗疫和经济重建的共同需求为疫情形势下上合组织合作提供强大动力，对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的提出起到有力的催化作用。在疫情冲击下，上合组织成员国都面临抗击疫情和经济重建的双重考验，这使成员国找到了新的利益汇合点和合作发力点，为上合组织凝聚共识、强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动能。各国在抗疫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疫情面前，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合作，才能战胜疫魔，共度难关，正如习主席所说：“疫情无国界，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⁵。可以说，新冠疫情对上合组织是危中有机，成为上合组织新的黏合剂，客观上增强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加深了各方对构建命运共同体紧迫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构建“四个共同体”应运而生，及时呼应了各国普遍诉求，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和现实需求。

第三，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共同抗疫的生动实践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生命力，为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提供源源不断的实践依据。构建“四个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上合组织成员国共同抗疫实践经验的结晶。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大战中，上合组织成员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反对对疫情污名化、政治化，坚决维护世卫组织在全球抗疫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患难与共的真挚情谊，生动地践行了命运共同体理念。可以说，“四个共同体”倡议是对上合组织抗疫合作经验的升华。

三、“四个共同体”是上合组织二十年发展的必然产物

上合组织是以“上海精神”为指导思想的一个新型区域性国际组织，致力于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它诞生之日起，上合组织即已开启建设新型共同体的历程。上合组织二十年的发展可以说就是一个构建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从确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到提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和对外合作的新型合作模式；从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到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上合组织一直都在积极探索符合时代潮流和自身发展的新路。构建“四个共同体”可以说是上合组织先进理念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上合组织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与此同时，构建“四个共同体”也是上合组织合作实践的必然产物。二十年来，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和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四个共同体”建设创造了有利前提。

在卫生健康领域，早在2010年，上合组织即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了首次卫生部长会议，在2011年阿斯塔纳峰会上，各方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卫生合作协定》。2018年青岛峰会通过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在上合组织区域内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的联合声明》。2019年各方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卫生领域合作主要措施计划（2019~2021）》。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上合组织分别举行了成员国卫生部长及专家、卫生防疫部门领导人视频会议，及时交流信息，采取协调行动。在2020年11月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第20次会议上，各国元首一致同意并通过了上合组织应对新冠疫情综合计划，强调有必要研究建立上合组织地区多边交流机制，分享疫情信息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等，保持科研机构间的紧密协作，开展联合科研，研发传染病诊断和预防的新方法⁶。抗疫是当前上合组织最大的政治，是上合组织合作的当务之急，上合组织二十年卫生合作的进展为构建上合组织卫生健康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

在安全合作方面，上合组织一直奉行安全先行原则，把安全合作始终置于优先位置，倡导并践行新型安全观，旗帜鲜明地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及毒品贩运、武器走私、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行径，从而有力地维护了整个地区安全稳定大局，为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安定生活营造了良好环境。上合组织二十年的安全合作成果斐然。上合组织诞生之日即签署了打击三股势力上海公约，为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上合组织先后签署了反恐怖主义公约和反极端主义公约，并针对地区存在的毒品、非法武器贩运、信息安全威胁等制定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文件，迄今上合组织已发布30多项安全合作文件，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规范的安全合作法律体系。同时，安全合作机制日臻完善，建立了由反恐怖机构、强力部门会议机制、高官会、专家工作组组成的常设和非常设机构相结合的安全合作机制。在项目合作上，形成了联合反恐演习、联合安保、联合执法、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等比较成熟的品牌项目。安全合作被公认为上合组织最有成效的合作领域，具有构建安全共同体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在经济合作上，上合组织坚持互利共赢原则，积极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不断完善区域经济合作制度安排，逐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开创了区域合作新局面。二十年来，上合组织在经贸领域已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和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建立了元首会议、总理会议、经贸部长会议等主要会议机制，并成立了经贸高官委员会和覆盖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能源、信息和电信专业的七个工作组，还建立了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联体。截至2019年，上合组织共通过约200份经贸合作文件。2019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批准了新版经贸合作纲要，确定到2035年逐渐实现本组织内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通，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2020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通过了落实这一纲要的五年行动计划。上合组织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可期，构建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大有可为。

在人文交流上，上合组织倡导尊重多样文明和文化互学互鉴，在人文领域开展了有声有色、富有成效的合作，展现了文明交融发展的新气象。人文合作是上合组织合作的后起之秀，二十年来，上合组织人文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迸发出强大的发展后劲。截至2020年，上合组织已就多边框架内的文化、教育、科技、环保、旅游、卫生、青年、妇女、智库、媒体和体育等领域合作签署了上百个合作文件，机制日趋完善，建立了上合组织大学、上合组织青年交流营、上合昆明马拉松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项目，上合组织人文合作呈现方兴未艾的喜人景象。上合组织人文合作空间巨大，蕴藏无限生机，构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前景广阔。

四、上合组织构建“四个共同体”是一个系统工程

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包括卫生、安全、发展、人文四大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体。

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中国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最新“中国智慧”，体现了中方对维护上合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卫生健康领域合作的高度重视。习主席在2020年上合组织峰会讲话中倡议成员国疾控中心设立热线联系，表示中方愿积极考虑上合组织国家疫苗要求。这是中国为构建上合组织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的具体贡献，彰显中国大国担当。

构建安全共同体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安全合作一直是上合组织的优先方向，也是上合组织成功的最重要标志。习主席在2020年上合组织峰会讲话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支持有关国家依法平稳推进重大国内政治议程，坚定支持各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成员国内政，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化解矛盾和分歧，严防“三股势力”借疫生乱，欢迎各方参与中方发起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习主席的倡议清晰地阐明了中方对当前地区政治安全领域热点议题的立场，指明了当前上合组织构建安全共同体的重心所在，为化解地区安全新挑战贡献了中国方案。

构建发展共同体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物质保障。习主席在2020年上合组织峰会讲话中提出了破解地区发展难题的中国药方，指出要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区域合作倡议深入对接，畅通区域经济循环，加快实现复工复产。扩大相互投资规模，加强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中方将于2021年在重庆举行中国―上合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共同实施更多民生工程，支持设立上合组织减贫联合工作组。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上指出，要充分依托上合组织平台，提升本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着手建立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性安排；继续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相衔接，落实好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推动地区高质量互联互通；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建设好地区“快捷通道”和“绿色通道”网络，助力各国复工复产；继续探讨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可行方案，激活上合组织金融合作；探索现代农业合作模式，拓展农产品贸易，保障地区国家粮食安全。中方将发布“中国对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指数”，加快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建设，加快筹建中国－上合组织技术转移中心，举办第二届成员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⁷。中国领导人的倡议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发展诉求高度契合，点明了构建上合组织发展共同体的着力点和解决地区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构建人文共同体是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不可缺少的民意根柢和社会基础，是确保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习主席在2020年峰会讲话中宣布，中方将于2021年举办上合组织民间友好论坛，并在未来3年为成员国提供600名青年交流名额。李克强总理在2020年上合组织总理会上表示，中方愿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开展减贫培训，为各国改善民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建议加大上合组织大学建设力度，新增一批项目院校和专业，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优质人才；倡议成立上合组织国际博物馆联盟，商签经典著作互译备忘录。这都是中方为构建上合组织人文共同体做出的新贡献，为地区人文交流提供了新方案。

五、上合组织推动“四个共同体”建设任重道远

构建“四个共同体”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很难一蹴而就。当前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处于一个动荡变革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凸显全球和地区治理的困境，上合组织也不例外。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冲击下，上合地区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一是多种威胁并发，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叠加，形成了一个从白俄罗斯经南高加索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不稳定地带，对上合组织地区稳定和安全构成严峻考验。二是大国博弈空前加剧，制度秩序之争成为争斗焦点。美国在上合地区由以往以遏制俄罗斯为主转向对中俄双重遏制，甚至以制华为主，其对上合地区的介入也由过去以政治安全和双边为主向政治经济并重和多双边并举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地区大国利用全球和地区治理混乱之际乘势而起，表现活跃抢眼，成为搅动地区格局变化的新因素。三是此次新冠疫情和地区热点频发对上合组织的治理能力构成巨大压力，暴露出上合组织在应对疫情危机和地区热点等重大突发事件上的能力不足，凸显上合组织自身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上合地区形势上述新变化表明，在上合组织构建“四个共同体”并非易事，很难一帆风顺，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从内部来看，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多元异质性是主要的内部制约因素。中俄之间、中俄印之间、中俄与中亚成员国之间、中亚成员国之间、印巴与中亚成员国之间以及印巴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存在诸多差异，利益诉求多样，政策取向各异，影响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成为构建“四个共同体”面临的主要难题。首先，上合组织在成员构成上十分复杂。上合组织内部除中小成员国外拥有中俄印这样的全球性新兴大国，中俄还是安理会五常成员。大小国家并存共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各异，明显加大了上合组织内部协调难度，影响成员国达成共识。其次，上合组织成员的地区归属多样，既有中亚国家，也有南亚国家。既有亚洲大国中国、印度，又有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导致上合组织在区域定位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很难像东盟那样建立清晰明确的以区域为界限的集体认同。第三，上合组织成员本身身份具有多重性。俄和中亚成员国同时是独联体成员，俄与部分中亚成员国还是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条约组织成员，印巴则同时是南盟成员。这使上合组织形成集体认同和共同目标更为困难。

与此同时，成员国大都自顾倾向重、共同体意识亟待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其中中亚成员国都是苏联解体后才实现独立的转型国家，各国都十分珍视自己的独立地位，十分看重本国的主权和平等地位，缺乏共同体意识，没有意愿也不准备向上合组织让渡更多权利。也正因为如此，上合组织实行了“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严格遵循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从而确保了各成员国的权利平等。但随着上合组织的发展壮大，这一决策机制也对上合组织的决策效率构成日益严重的牵绊，成为上合组织合作的一大制约因素，导致上合组织应对成员国和地区重大事件上的行动力和效率大打折扣，严重影响上合组织的威信和声望。成立二十年来，上合地区发生了多起影响地区稳定的重大事件，如“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吉尔吉斯斯坦三次非正常政权更迭、安集延事件、奥什骚乱等，但上合组织的作用都十分有限，凸显出上合组织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管控危机上的短板和现有决策方式效率的不足。同时，上合组织现有的决策原则也极易导致组织的制度缺乏应有的约束力。在上合组织成立至今通过的合作文件中，真正对成员国具有约束力的很少，大部分都是软性制度，没有约束力或者约束力不强，对成员国不是刚性要求，这就容易造成通过的文件得不到有效执行和落实。即便是具有约束力的条约，也因缺乏相应有力的监督落实机制而处于空转。《上合组织采取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明文规定，缔约各方将恪守国界，彼此尊重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致力于加强边境地区军事领域的信任，使相互间的边界成为永久友好与和平的边界。但违背上述条约精神的行为和实践却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中不时发生，对此，上合组织缺乏相应的警示和惩戒措施，导致该条约形同虚设，严重影响了上合组织法律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

从外部来看，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上合组织竭力干扰、阻遏和打压，成为构建“四个共同体”面临的最大外部制约因素。首先，美国等西方保守势力始终以冷战思维看待上合组织，认为上合组织具有地缘政治色彩，将“上海精神”称为“威权主义范式”⁸，视之为对西方价值观的挑战，同时，渲染夸大上合组织的内部差异和不同，不断唱衰上合组织，认为印巴加入损害上合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冲淡上合组织既有日程，使其沦为无效的“清谈馆”⁹。西方的误解和偏见给构建“四个共同体”带来严重的消极和负面影响。其次，美国对作为上合组织双引擎的中国和俄罗斯实施双重遏制和围堵，并欲重构排除中俄的国际秩序，对中俄力推上合组织合作构成严重阻碍。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明确把秩序、制度之争作为与中俄竞争的重心所在，陆续推出所谓“印太战略”、阿富汗新战略、新中亚战略，并强化与中亚国家的“C5+1”机制，积极打造覆盖大里海地区的“8+1”机制，竭力对中俄实施围堵打压，企图将中俄排除在新的国际和地区秩序之外。同时，肆意抹黑、贬损、阻止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其是在谋求规则制定权，不能容忍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推出美版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案，联手欧盟，极力分化拉拢地区国家，与“一带一路”一争高下。美国不断加大与中俄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上的竞争，对中俄致力于推进上合组织无疑构成直接严重的挑战。第三，美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上合组织成员国的拉拢分化，对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互信和合作构成越来越大的侵蚀。在美诱拉下，印度已明显向美“印太战略”靠拢，并公开反对在上合组织推进“一带一路”；部分成员国则表示有意加入美发起的针对“一带一路”的“蓝点网络”。在2020年6月底第二次美与中亚国家“C5+1”会议上，中亚国家普遍表示会考虑与美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加强合作。2021年初，美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宣布建立中亚投资伙伴关系。美国对上合组织的分化战略无疑对构建“四个共同体”构成严重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上合地区处在全球动荡带上，阿富汗内乱不止，局势动荡不宁，始终对上合地区稳定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成为地区治理的一大隐患。伊朗核问题反反复复，险象不断，美伊矛盾日趋尖锐，冲突一触即发，导致上合地区不得安宁。中东乱局此伏彼起，外部势力激烈博弈，地区内部矛盾重重，使上合地区周边环境充满风险和变数。上合治理环境日趋险峻给构建“四个共同体”投下阴影。

 

结 语

当前世界和地区形势纷繁复杂，变幻莫测，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凸显构建“四个共同体”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总体来看，未来有利于构建“四个共同体”的积极因素仍是要明显大于不利因子，“四个共同体”建设目标一定能够实现。首先，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和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并在政治、安全、经济、人文、机制建设和对外合作六大领域取得蔚为壮观的丰硕成果，上合组织具备了应对危机、化解挑战的强大能力，上合组织构建“四个共同体”具有足够信心和底气。其次，成员国命运共同体意识明显增强。从2018年开始，上合组织连续三年的峰会宣言确认，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上合组织的共同理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再次证明，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绝不是一个空洞冰冷的概念，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需求。目前，上合组织成员国都在积极合作抗疫和经济重建，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此次抗疫和经济重建中涌现的新经验、新技术、新方法也为构建“四个共同体”提供了新路径、新希望。第三，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和分歧逐渐趋于缩小，共性日渐扩大，为构建“四个共同体”增加助力。上合组织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实际就是一个共同体的建设进程，成员国在相互合作交流中不断凝聚共识，扩大共同利益，增强共同意识，有力促进了共同发展。2015年5月，中俄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¹⁰，标志着双方合作进入战略对接合作新阶段，开辟中俄在上合地区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新时期。2017年6月，中俄完成关于欧亚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联合可行性研究， 2018年5月，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经贸合作协定，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进入制度对接合作新阶段。中俄强化战略和制度对接合作，为构建“四个共同体”建设提供强大内在动力。与此同时，近年中亚国家间相互合作呈现积极态势，影响各国关系的边界、水资源等“老大难”问题开始解冻，区域合作获得新动能。2018年3月15日，中亚国家领导人时隔13年再次聚首，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了非正式会晤，表示将推动一体化进程，落实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油气能源等领域项目，把中亚建设成为一个安全稳定、经济繁荣、可持续发展、团结友好的和谐地区。2019年11月29日，中亚国家领导人举行了第二次会议。中亚国家加强团结合作，为构建“四个共同体”准备了良好条件。

总而言之，构建“四个共同体”倡议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契合地区国家求稳定、谋发展、促合作的迫切愿望，符合成员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成员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四个共同体”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