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党体制新变化

◎庞大鹏

[内容提要] 俄罗斯的政党制度与议会制度及选举制度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变化动因，各种制度之间呈现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态势。2016年俄罗斯举行了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延续了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俄罗斯政党体制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政权对于政党运行机制全面的控制上。为了此次国家杜马选举而通过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对政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新举措，这直接导致政权对政党运行机制的绝对控制。

就一般性规律而言，政治转型分为开放、打破、重建和巩固四个进程。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同样也经历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民主化与公开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苏维埃制度的瓦解，并在叶利钦时期寻求新俄罗斯的国家构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同其他重要制度的变化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不是政党制度、议会制度或者其他制度平行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政治转型的每一阶段各种制度之间互相作用，互为发展原因，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的发展态势。

一、政党体制发展变化的历史背景

在普京头两个总统任期的八年内，政党制度进入规范化时期，其特点是《俄罗斯政党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的制订与实施。按相关法律所产生的政治效果以及重大政治事件的影响来看，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2000年1月－2004年9月，政党制度发展的初步规范化时期，其特点是《俄罗斯政党法》出台，并对俄罗斯政党政治及200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其二，2004年9月－2007年12月，政党制度规范化确立时期。别斯兰人质事件对普京治国理念产生重要影响，而普京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基本设想又反过来深刻影响了政党制度的发展轨迹。

梅普组合时期以及普京再次就任总统以来，俄罗斯继续采取措施，完善政党制度的规范化发展。梅德韦杰夫提出，俄罗斯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政权代表机构的水平和质量。这些措施要保障公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2007年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得到了90％以上选民的支持。但同时，有近500万人把票投给了没有进入国家杜马的政党。这些人没有得到联邦一级的代表席位。因此，俄罗斯要保障投票给小党的选民的代表席位。获得5％—7％选票的政党可以得到1—2个国家杜马席位。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维持构成国家政治模式框架的大党制度，另一方面，它将向代表一部分人利益的小党提供进入议会的机会。而且，只有在地区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才能向总统推荐联邦主体行政机关领导人的候选人。代表大部分民众的公开政治组织被赋予推举相关候选人的特权。联邦委员会由被选入政权代表机构的人和相关联邦主体地方自治机构的议员组成。修改政党法，规定政党领导机关的轮换制度。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代表机构质量的提高，有助于更充分地考虑公民的利益。这些措施将会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团结[①]。2011年12月23日，梅德韦杰夫向国家杜马提交了有关政党登记和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两项法律草案，其中包括将组建政党的最低人数要求由4.5万人降至500人，取消关于政党各地区分部的成员最低人数限制以及至少在半数联邦主体拥有分部的要求。另外，大幅度减少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和独立参选人征集签名的数量，独立候选人为30万人，议会外政党候选人为10万人，同时取消政党需要征集签名才能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规定。经过修改的俄罗斯《政党法》于2012年4月4日起生效。从政党制度改革的政治影响来看，增加政党数量并没有提升政党体系运作的质量。而且，统一俄罗斯党的权力基础并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

俄罗斯多党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统一俄罗斯党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该党是俄罗斯现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权党”，得到拥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总统支持，精英因此团结在总统周围，构建了垂直权力体系。强大的政权保证了“政权党”的强大。同时，“政权党”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价值也大大提高[②]。当前，统一俄罗斯党在政坛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央层面，该党是普京在国家杜马中实施强国战略的坚实保障；在地方层面，该党作为势力最为广泛的全国性政党是普京防止地区分裂，巩固联邦统一的核心力量。因此，从俄罗斯国家转型的视角看，研究多党制发展趋势必须关注总统制和普京理念对多党制的影响。

从俄罗斯政权组织结构看，普京在2003年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建立以议会多数派为依托的专业而高效的政府，意味着总统在和多数党派领导人协商后提出得到多数党派支持的总理候选人，然后与多数党派协商各部部长人选。如果上述变化成为现实，对俄罗斯政治的发展有积极影响。因为从俄罗斯三权分立的体制看，一方面，政府对经济承担所有的责任，但同时总理却不能为自己选择部长。政府的行动不仅受到法律的束缚，还受到总统令束缚。政府的决定只是为了执行法律和总统令。另一方面，从立法机构看，议会的责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所以，建立议会多数派政府的意义在于让立法人对所通过的决定后果承担责任[③]。但是，从2003年和2007年大选结束后的政府组成看，该原则并没有得到体现。究其根本原因，这是别斯兰人质事件对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影响所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随着俄罗斯政治形势的变化，普京对国内政治发展条件的判断也有了很大变化，具体反映在政党制度改革的方向上。普京认为，俄罗斯没有类似欧洲意义上的多党制，因此建立责任政府是未来考虑的事情。与此相应，2005年后普京一贯坚定地表示，俄罗斯需要一个强势的总统制政体。而对俄罗斯政治而言，强势总统制与政党制度的成熟存在一定矛盾。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根据俄罗斯宪法，总理由总统任命，但没有规定必须由议会多数派的政党领袖出任。这造成政府组成资源与政党发展的不匹配；另一方面，普京又坚持认为俄罗斯需要强势总统制，这样一来，统一俄罗斯党虽然是政权党，是总统的依靠力量，却不是执政党。可见，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制约统一俄罗斯党成为执政党的因素有两个：法律约束和普京理念。

俄罗斯政府的根本目标就是强国富民。为了实现强国梦俄罗斯最大限度地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制度改革的力度以及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地位和发展前景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在俄罗斯发展全局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普京坚持政权效应，认可强大权力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是转型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在这样的前提下，从俄罗斯发展全局看，统一俄罗斯党的直接政治作用就是和总统相互配合，通过适合国家发展战略的法案。在国家杜马中普京以统一俄罗斯党为支柱，不仅帮助通过决议，还推动其付诸实施。在普京的政治意识中，俄罗斯当前这种以总统制为核心的管理模式，比建立责任制政府的权力制衡体系要容易得多，见效更快，更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他的既定目标。因此，只要普京想利用强大政权效应进行跨越式发展，统一俄罗斯党的政治地位就体现在使普京战略合法化，让普京战略得到必要的政治合法性。在合法性得到巩固后，“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④]急于谋求发展速度的普京政权又想甩开一切政治监督，以政权效应最大化来取得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

二、政党体制的新变化

在上述政党体制发展变化的历史基础上，为了确保政治稳定和对第七届国家杜马选举的绝对把握，新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对政党参加国家杜马选举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新举措，这直接导致政权对政党运行机制的绝对控制。

此次《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制订是俄罗斯议会制度自身的改革需要。俄罗斯议会制度改革是从选举俄罗斯人民代表开始的，以1993年十月事件为标志结束。1993年12月新宪法通过前，俄罗斯议会选举采用的法律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选举法》。1993年10月1日和11日，叶利钦以总统令的形式分别签署并颁布了《1993年俄罗斯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和《1993年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选举条例》。杜马代表选举条例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混合式代表选举体制”的主张。1993年12月举行的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采用混合选举制。从此时开始，到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一直采用混合选举制。2005年5月19日，普京签署《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取消“混合选举制”，改为“比例代表制”。2007年开始，比例代表制实行了两届。此次改革是为了培育全国性大党——统一俄罗斯党。2011年12月，梅德韦杰夫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全面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主要是直选各地区行政长官、简化政党注册手续，以及降低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门槛、改变国家杜马组成原则等。2012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恢复混合选举制。选举原则与方式的根本变化，必然要求重新制订完备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律。

本次国家杜马选举前，“后克里米亚共识”已经导致主要议会党派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默契一致的现象。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与公正俄罗斯党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党纲领上的差别本来就已模糊，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外交局面的错综复杂，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持续高位，各主要议会政党原本的区别更是近乎消失。统一俄罗斯党作为政权党与议会反对派政党，在意识形态甚至是选举问题上，都更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这在地方选举的问题上尤为明显。例如，2014年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塞瓦斯托波尔、克里米亚等地，很多地方的行政长官选举中，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均宣布支持统一俄罗斯党提名的候选人。滨海边疆区和奥伦堡州的州长均来自统一俄罗斯党，他们随后向联邦委员会举荐公正俄罗斯党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的议员进入议会上院。在奥廖尔州，统一俄罗斯党放弃了与俄罗斯共产党候选人波托姆斯基的竞争。到2014年9月14日的地方选举日，各党均对总统提名的州长候选人表示支持。在奥伦堡州，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卡塔索诺夫虽然得到当地俄共及公正俄罗斯党分部的支持，但还是被本党撤下；在巴什基尔共和国，“公民力量”党让自己的候选人萨尔巴耶夫弃选；在奥廖尔州，“俄罗斯爱国者联盟”劝退了本党代表莫夏金，祖国党也撤回了伊萨科夫[⑤]。

按照修改后的政党法，政党不能组成联盟参选。上述类似政治同盟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各政党之间的高度默契。议会各政党之间为了政治利益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并不鲜见，但在地方选举中如此大规模合作与一致，充分说明“后克里米亚共识”的深远影响。从地方选举开始出现的这种各政党之间的默契联合，一直持续到2016年的国家杜马选举。选前据俄罗斯媒体披露，统一俄罗斯党等四党之间在单一选区的席位分配上达成了秘密共识，以至于俄罗斯政坛至少在表面上呈现出党派大团结的局面。

即使出现这样的局面，普京依然在政党制度和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采取了严密的控制举措。

2013年3月1日，普京向国家杜马提交新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草案[⑥]。国家杜马经过广泛讨论，直到2014年2月14日才三审通过该法。2014年2月22日，普京正式颁发总统令公布该法[⑦]。该法从公布之日到2016年选举前，又经过八处修改[⑧]。具体分析2014年通过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法律条文，就可以清晰看到在议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普京有的放矢地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控制举措[⑨]。

该法第4条第8款规定犯有严重罪行的公民十年内无权参加国家杜马选举，这等于剥夺了类似霍多尔科夫斯基和纳瓦利内这样的反对派参加国家政治生活的机会。

该法第6条第4款规定政党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参选，第39条第5款具体细化为在全联邦区名单中可以提出的非本党候选人不超过全联邦区名单的50%。第40条第8款规定在单一选区可以提出非本党成员的候选人，而且并没有规定非党成员的比例。这项规定首先是为“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参加单一选区选举打开大门，其次也为类似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利用政治影响力吸引社会独立人士加入该党竞选行列留下广阔的运作空间。

该法在规定可以有非党成员进入选举名单的同时，在关于全联邦区和单一选区候选人名单组成规则的上述条款中又都明确规定，不允许提名其他党派的成员为本党候选人。也就是说，虽然可以提名非本党成员参选，但是非本党成员只能是其他政党以外的公民。这其实等于规定不能在选举过程中建立政党联盟，有利于统一俄罗斯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整合力量。由于放宽建党原则和条件，出现了大量左翼小党，实际上削弱了俄罗斯共产党这样的全国性大党的力量。

该法第44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进入最近一届国家杜马的政党以及进入联邦主体立法机构的政党可以参加在全联邦区的选举。未能进入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如果要参加全联邦区选举，需要征集不少于20万选民的签名，而且在每一个联邦主体征集的签名不能超过7000个。根据上述规定，2014年10月28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曾经统计当年地方选举后进入地方议会的政党及国家杜马已有的政党，公布了可以不用征集签名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14个政党，分别是：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亚博卢、右翼事业党、俄罗斯爱国者党、公民平台党、共产党人党、俄罗斯退休者党、祖国党、共和党－人民自由党、绿党、公民力量党[⑩]。到2016年选举前夕，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最终公布的参选名单依然是上述14党。可见，征集每个联邦区不超过7000、总数不少于20万的签名对于小党来说非常困难。对某些虽有全国性影响但整体力量薄弱的政党来说，参选规定也非常严苛，它们基本没有参选的机会。这再次说明，普京政治运行机制改革的实质是表面上增强了政治的竞争性，但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政治的控制性。

该法第44条第2款规定，进入国家杜马和地方议会的政党可以提出在单一选区的候选人。除去符合条件的政党可以提名外，单一选区也接受自我提名的候选人。该法第44条第5款规定了单一选区自我提名的原则。自我提名的参选人应征集不少于参选的单一选区选民总数3%的签名，在少于10万人的选区，需要征集不少于3000人的签名。这项规定也是对统一俄罗斯党有利。该党行政资源得天独厚，并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在单一选区拥有强大的政权支持力度。自我提名的候选人要想在单一选区获胜，只有获得统一俄罗斯党的支持才有可能。事实上，最终唯一当选的自我提名候选人列兹尼克是从统一俄罗斯党退党参选的社会人士，与该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着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变化，俄罗斯政党制度建设也出现新特点。一是体制内实际不存在反对派。正如圣彼得堡政策基金会所指出的，亲政权的政党联盟正在实际形成当中，议会党派选择不与政权对抗，事实上表明自己是亲政权的政党联盟中的一员[11]。二是右翼政党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在2014年地方选举分析报告中指出，右翼自由派政党的活动积极性显著下降，即便它们结成同盟，在杜马选举中取胜的机会仍不容乐观，甚至会被选举拒之门外[12]。2016年国家杜马的选举结果佐证了上述观点。

总之，“控制局势”是普京在本国政治领域的核心任务[13]。而普京也通过在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运行机制上进行的一系列针对性极强的改革，完全实现了对政治体系的内部控制。

三、政党体制新变化的影响

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政治发展。真正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是互为促进的。政治稳定并非简单的保持现状，而是指不断的连续改善[14]。这种改善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向更加稳定、不受一时一事影响的政治运动发展，代表了政治体系的良性状态。如果只是维持现状，或者靠控制而不是靠良性的体系运动，可能只会出现稳定有余、发展不足的问题。

一党主导的政党格局和政权对政党运行机制的全面控制，使政治机制缺乏竞争性，竞争性的缺乏又使俄罗斯出现政治退化现象。俄罗斯政治生态出现各主要政治派别高度默契一致的局面，背后的现象是政治竞争弱化。还在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前，2010年11月，梅德韦杰夫曾经提到，包括政党机制在内的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处于停滞状态，而停滞则会导致不稳，对执政党和反对党来说都非常有害。反对党如果在议会竞争中没有一点获胜的机会，就会退化，逐渐被边缘化。执政党如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没有失败的可能，也会铜锈化，最终也会退化。摆脱困境的途径就是提高政治竞争性，使政治体制得到重大调整，变得更加公开和灵活，最终变得更加公正。只有政治竞争性和有分量的反对党才能保证国家真正的民主[15]。政治局势的发展印证了梅德韦杰夫对政治退化现象的担心。

政治退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管理模式与强力领导人紧紧结合，政治人格化现象严重。这种结合的问题在于政治体系难以改良。到下一个十年，普京时代出于自然规律也将走向终点。到那时，公认领袖的离去可能引发一连串冲突并演变为政治失序[16]。叶利钦时代政治转型的问题在于俄罗斯各主要派别缺乏政治妥协观念，出现政治分歧时往往通过政治对抗加以解决。现在，俄罗斯政治生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治竞争严重弱化，以民主的手段实现了集中，反而对俄罗斯民主化的推进产生了阻碍。

二是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很难树立。政党机制趋同性的弊端也暴露出来——社会不再信任政党体制的权威。2014年地方选举后的调查数据显示，70％的受访者知道政党及其领导人、纲领及活动，但仅有4％的人信任这些政党。俄罗斯舆论基金会的民调也表明，近两年来，不明白政党存在有何必要的公民比例从28％增至39％。如果民众不认同这些政党存在的合理性，选举机制带来的合法性就会降低，政治退化最终会对政权党以及体制内反对派产生负面影响[17]。叶利钦时代的政治现象是，国家权力机构之间缺少政治妥协精神，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对抗，社会对议会、政党、法院等机制的信任度逐年下降[18]。现在从俄罗斯的政治实践看，缺乏建立在良性竞争机制条件下的政治对抗，社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信任度也会下降。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政治妥协精神是俄罗斯政治转型中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所谓政治妥协，不仅仅是避免政治对抗，也包含良性的政治竞争。而且，政治妥协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不仅仅指在政治生态上达成政治一致或竞争，政治妥协问题的根本解决，与俄罗斯的地域、地缘政治、种族、文化、地区差异以及其他很多因素有关[19]。

政治性抗议运动有逐渐向社会性抗议运动转变的趋势。高度政治共识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种政治压力，没有政治派别公开质疑政府行为，即使体制外反对派的抗议运动也远没有2011年的声势。库德林领导的公民倡议委员会以“俄罗斯人政治情绪监测”为主题进行了调查。报告认为，人们对体制内政党的不信任、对经济形势恶化不满、对外交成就的怀疑与日俱增。即便如此，虽然也出现了抗议示威，但是当前俄罗斯抗议运动的特点是人们不赞成政治抗议，但支持社会性抗议。这既与俄罗斯高度一致的政治生态有关，也与随着外部局势的恶化，民众担心重蹈乌克兰覆辙有关[20]。各党2011年以来的政党建设方向也可以佐证这一变化。2011年国家杜马选举后，统一俄罗斯党在两个方向加强了党的建设。其一是加大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2013年10月，统俄党召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梅德韦杰夫谈到统俄党肩负的重大社会责任：“宪法规定俄罗斯是一个社会福利型国家。我们有提高预算供养人员工资的重大责任，尤其是医生、教师、军人”[21]。梅德韦杰夫要求统一俄罗斯党讨论重大民生问题。其二，统一俄罗斯党展开了一场清理党员队伍的运动。中央机构向所有联邦和地区级领导人下达认真处理所有投诉的指示[22]。体制内的反对派社会性抗议活动的目标也很明确，在教育、卫生、反腐和发展中小企业等重要领域纷纷提出自己的纲领[23]。

“人民阵线－为了俄罗斯”社会运动除了着眼于单一选区选举以外，也是普京推动政治发展的尝试。人民阵线是围绕普京建立的，遵循的是普京提出的国家发展思路和价值观。有评论指出，普京2013年决定改组和加强人民阵线，是因为他对实施国家发展战略的速度、对竞选纲领和五月总统令的实施机制倍感失望。各方面的工作，包括住房公用事业改革、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改革，几乎都在“打空转”，都陷入官僚主义泥潭。普京赋予人民阵线的权力是公民可以直接提出任务，对完成这些任务需要制订哪些法律提出建议，推动陷入官僚主义泥潭的问题的解决[24]。

社会管理从政治公共空间深入到私人领域。这种从公域到私域的转变对社会情绪的影响，可能是政治稳定面临的一个新问题。2016年7月，普京签署通过反恐法修订案[25]，在反恐名义下，进一步扩大了国家严格管理社会领域的权力。例如，除了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在家里做礼拜外，修正案禁止在家里从事任何传教活动[26]。这激起很多宗教团体的反对[27]。2016年 月，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也被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

综上所述，政党体制的新变化折射出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稳定与发展之间的战略权衡。总起来看，俄罗斯目前的体制模式维持稳定有余，促进发展不足。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的宪法多数席位，既为普京全面规划2018年总统大选前的内外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普京在高民意聚集的前提下面临必须实现快速发展的巨大政治压力。俄罗斯的发展前景面临挑战，任重道远。

◎ 庞大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①]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5 ноября 2008г,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1968.

[②] Татьяна Становая, Что такое «партия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http://www.rian.ru/analytics/20050608/40488891.html.

[③] А.Головков, Нас не устраивает то,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годня,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8 cентября 1999г.

[④] [美]亨延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页。

[⑤] Ирина Нагорных, Алексей Октябрев, Единая и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ая -Как и почему партии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тся вокруг власт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3 сентября 2014г.

[⑥] Президент внёс в Госдуму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о смешанной системе выборов,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7601.

[⑦]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2 февраля 2014 г. N 20-ФЗ "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rg.ru/2014/02/26/gosduma-dok.html.

[⑧] 2014年11月24日、2015年7月13日、2015年7月14日、2015年10月5日、2016年2月15日、2016年3月9日（修改两处）、2016年4月5日进行了八处修改。

[⑨] 本文对《国家杜马选举代表选举法》法律条文的分析，均参见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⑩] Сведения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 допущенных к участию в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ез сбора подписей избирателей(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на 28 октября 2014 года), http://www.kp.ru/daily/26502/3371344/.

[11] Рейтинг Фонда «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за июль 2014 года, http://www.fpp.spb.ru/fpp-rating-2014-07.

[12] Фонд ИСЭП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доклад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й цикл-2014: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ых выборов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партийной и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 http://politanalitika.ru/upload/iblock/652/652212b2e68f8737d90410e0cee7ca8b.pdf.

[13] Путин в логике велосипедиста, 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4/07/26_a_6146541.shtml.

[14] Бег с препятствиями-Каким для России станет наступивш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год, http://www.itogi.ru/russia/2014/3/197201.html.

[15] Наша демократия несовершенна, мы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ем. Но мы идём вперёд. 23 ноября 2010г, http://www.kremlin.ru/news/9599.

[16]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 Как изменится Россия в 2020 году，26 декабря 2014г, http://rbcdaily.ru/economy/562949993485667.

[17] Ирина Нагорных, Алексей Октябрев, Единая и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ая -Как и почему партии консолидируются вокруг власти,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3 сентября 2014г.

[18] Gabriel A. Almond, Russell J. Dalton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European Politics Today, Longman, 1999, p. 326.

[19] Глухова А. В. Почему в России так трудно достигается согласия?/Никовская Л.И.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Переход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Кризис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2000, с. 162.

[20] Мониторинг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настроений россиян, http://polit.ru/media/files/2014/12/25/Мониторинг_политических_настроений_россиян.ppt.

[21]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на XIV Съезде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5 октября 2013г, http://er.ru/news/108479/.

[22] Светлана Субботина,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 очищает себя от недостойных, Известия, 21 июня 2013г.

[23] Три перемены 2015 года: что будет с обществом и властью, http://rbcdaily.ru/politics/562949993472179.

[24]Петр Скоробогатый, Все на фронт, Эксперт, 17 июня 2013г.

[25]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6.07.2016 г. № 374-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и терроризму» и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 част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мер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я терроризму и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41108/page/1.

[26] К.М. Андреев, Как жить протестантам после принятия "закона Яровой"? http://szohve.org/novosti/tserkov-i-obshchestvo/1379-kak-zhit-protestantam-posle-prinyatiya-zakona-yarovoy.

[27] ДОКУМЕНТ: "Этот закон направлен против Всевышнего Бога". Обращение верующих Московской церкви евангельских христиан-баптистов к президенту РФ по поводу нового антимиссионерского закона, http://www.portal-credo.ru/site/?act=news&id=121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