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平台
作者：许涛
近日，中国中亚问题研究界都在关注着这样一则消息：7月16日，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了首次“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并主持会晤，哈萨克斯坦外长特列乌别尔季、吉尔吉斯斯坦外长艾达尔别科夫、塔吉克斯坦外长穆赫里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出席。这次视频会晤发表了《联合声明》，并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由此建立，今后每年将定期举行会晤。对这一中国与中亚地区间新机制的建立，笔者认为可以作出如下解读。
一、关联度和互动率最高的地区
人们一定会注意到：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在视频会晤上发表的题为“携手应对挑战、共谋发展繁荣”的主旨发言中，首先使用了“中国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是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和中亚人民相知相亲，是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这样的表述，并且提到早在2100多年前，中国同中亚地区就开启了友好往来的历史进程。其实，这里不仅涉及到了中国与中亚各民族久远的交往历史，而且也揭示了这两个都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区域文明成长过程中长期互动的历史逻辑。
中亚地区处于欧亚内陆中心的特殊地缘地位，给这一特色的区域文明发展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地处封闭的地缘环境之中，受到这一地理条件制约，中亚文明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而且其内生性地缘张力不强。另一方面，又由于中亚处于欧亚非三个大陆板块的中间地带，中亚文明在古代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埃及四大文明中心之间的缝隙中生长，恰恰是因为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使中亚成为了以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宗教文化传播的十字路口。历史上中亚诸民族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一直就在这两种相向而行的力量对撞、博弈、交替作用之中纠结完成，由此形成了这一地区不可复制的特色文明。也恰恰是因为处在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边缘地带，每当在周边出现一个足够强大的文明中心时，被其承载的文化影响都会覆盖中亚地区。从古希腊、波斯、匈奴，到突厥、阿拉伯、蒙古、俄罗斯等，一次次的征服和统治过程，客观上完成了中亚社会的艰难进步。尽管在中亚的文明发展史上的这种进步伴随着战争、屠杀、劫掠等人为灾难，但外力是中亚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却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诸多的强大外力中，公元前600年完成统一的中华帝国也是重要参与者之一。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依附于俄罗斯强大保障下的安全和发展历史结束了。新世纪世界形势的快速发展，中亚地区又“轮回”到受到周边强大权力中心影响、并借助于外力突破地缘困境的时代。与历史上最大的不同是，以五个现代民族国家为代表的中亚本土权力中心的出现，使中亚民族拥有了塑造地区文化和构建社会文明的空前主动权。同时，地区周边和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经过40年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地区乃至世界重大事务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受传统战略文化和政治伦理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首先是致力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尤其是在中亚各国尚自在“草创建国”时期，中国不带附加条件的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受到中亚各国的欢迎。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人文联系，世纪之交在欧亚地区出现的“三股势力”对中国和中亚各国构成了共同威胁。同样基于上述原因，针对这种跨国作乱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交流、协同、合作。经过近30年实践，中国与中亚各国间不仅取得了众多的合作成果，而且均结成了不同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并已经搭建了上海合作组织、亚信会议等多个协调、磋商平台。“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的建立，无疑将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又一国家层面的专业化交流、互动重要渠道。
二、共同应对新挑战的协调平台
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中，人们会注意到这样的表述：“中国和中亚国家抗疫合作成果丰硕，体现了命运与共的合作理念”。2020年以来，一场突如其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还是正与世界建立起不同程度联系的中亚各国都未能幸免。当2月上旬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国以武汉为中心爆发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第一时间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进入3月以后，中亚各国纷纷出现首批由欧洲输入的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病例，而且由于各国社会管理体系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方式和能力不同，新冠疫情在中亚地区防控形势复杂，甚至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疫情出现严重反复。在此情形之下，中国不仅由政府和地方提供了多批中亚各国急需的口罩、防护服、消毒药剂等防疫物资，而且民间企业、商界、学界组织了捐钱、捐物活动，通过各国驻华使馆发往中亚疫区。从4月初开始，由新疆、江西、陕西等地参加过驰援武汉的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工作组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工作，将宝贵的医学信息和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亚同行，并向当地卫生部和医疗机构提出重要对策建议，为中亚各国迎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首役取胜增加了信心和胜算。
目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中亚地区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出现首次国家紧急状态解除后的严重反弹。截至“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召开当天的7月16日，哈萨克斯坦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达65188人，24小时内新增确诊病例有1674，累计死亡病例为375；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累计确诊病例、日新增确诊病例和累计死亡病例本应分别为14787、494、72；吉尔吉斯斯坦上述数据相应分别为12498、521、167；塔吉克斯坦相应分别为6695、52、56；土库曼斯坦则均为0。尽管中亚地区新冠病毒肺炎的感染病例总量和死亡病例总量在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中所占比重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仅为全球累计确诊感染病例的0.7%和死亡病例的0.1%），但由于确诊感染检测能力和专业医院床位容量等问题，地区疫情反弹形势严峻。在“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举行一周后的时间里，哈萨克斯坦确诊感染人数已超过7万人，死亡人数超过500人；乌兹别克斯坦的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高于500；吉尔吉斯斯坦确诊感染人数接近3万，死亡人数已经突破1千。在与中亚山水相连的中国新疆，近日也出现了新冠疫情回潮。新冠疫情在中国与中亚国家正成为共同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只有彼此视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共进共退、精诚协作彻底扑灭疫情。王毅在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建议，“中国愿同中亚国家构建中国—中亚卫生健康共同体”，建立重大流行性疾病信息通报机制,及时通报信息，分享防控经验。另外他也表示，中方将向中亚国家提供新一批抗疫物资援助，而且将继续向各国提供紧缺的医疗物资。这一系列援助行动不仅是中国对于中亚伙伴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营造共同安全环境的实际措施。
三、集体发声维护现有国际体系
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战略力量消长加剧逐渐打破原有的平衡，全球化失衡发展更加激活了旧有矛盾和潜在冲突。建立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前提下的现有国际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国际环境急剧变化和发展前景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恐慌，引发全球国家关系中的保守主义抬头，孤立主义、单边主义盛行。同时，原本处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和族群，更是担心被全球化远远甩开，民粹主义、极端主义思潮成为某些政治、文化精英们进行危机动员的法宝。获得独立近30年的中亚各国，多数处在国家政体和发展模式的双重转型的关键时期，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有着更高的期待。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一致立场和共同语言：我们主张推动国际关系公正平等和深化国际民主化的改革与进步，一向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我们既反对某些大国和国际势力操纵现有国际体系以实现少数国家一己私利的霸凌行径，也反对完全颠覆和彻底否定现有国际体系的不负责任行为。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在中亚地区启动了旨在“改造后苏联空间”的“颜色革命”，无视中亚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现实，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西式政治民主改写中亚国家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强行干预正常社会进程和本土政治生态的行为造成了中亚国家发展路径上的紊乱。对此，王毅国务委员的主旨发言中强调，“中国和中亚的合作基于双方的共同需求，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也不会影响中亚地区既有的双多边合作。我们反对外部势力在中亚搞颜色革命和零和博弈,也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这一地区各国的内政”。
当今世界正处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十字路口，国际环境的不稳定和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构成多重叠加风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以安邻、睦邻、富邻政策为实施路径，以营造一个相对稳定和可预测的地区发展环境为立足点，这样的共同努力必定有利于集体应对和化解上述风险与挑战。对此，“中国+中亚五国”外长视频会议《联合声明》在第五条中作出如下表述，“中国和中亚国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相同或相近。中方支持中亚国家加强地区合作和举行元首会晤，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各方愿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框架内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和区域性挑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和正义，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至此，人们已经不难看出，“中国+中亚五国”外长会晤机制与已在这一地区出现的“C5+1”“欧盟+中亚”“日本+中亚”等代表不同地缘政治力量和导向的外长会晤机制间存在本质区别。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
